戴卫的人与艺

 中国绘画发展到近代，人物画是个弱项。鲁迅批评旧文人画，过分崇尚写意，忽视写实，结果寥寥几笔，不能勾画出对象的特点来。自从徐悲鸿提倡人物画以来，在水墨画领域内做出突出成绩的，首先要推蒋兆和。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画的“流民图”，现在虽然在内容上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对它的艺术语言，名家都是肯定的。它开创了写实的现代中国人物画之风气。1949年以后，在大陆画界活跃的水墨和彩墨画家，老一辈的除蒋兆和外，还有叶浅予、程十发、黄胄，中年的有李斛、周昌谷、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等，这些画家的创作高潮在五十、六十年代。最近十年来，在人物画创作上颇为大家熟悉的范增、周思聪、卢沉、姚发奎、姚有多、王盛烈、周永家、王有政等，年龄大致在五十岁左右。他们当中不少人既擅长画古代人物，又擅长画现代人物。再年轻一点有名气的，可以指出李少文、谢志高、杨刚、聂鸥、杜滋龄、王迎春、杨力舟等。四川成都的戴卫，当年四十二岁，也属于这一代，但因为在偏僻的成都辛苦地耕耘，一面做编辑，一面画画，不像前面列举的那些画家们出名。可是他“厚积薄发”，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将举办个人展览，首次展出一百余幅人物画，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承认他有不凡的才能和杰出的技巧。

戴卫出生在四川，童年就爱上画画，十二、三岁开始发表作品，那当然是儿童创作。十五岁就读进四川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中学没有毕业，他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锻炼”，到生活里去“闯”，结果在偏僻穷苦的凉山彝族地区生活了十多年头，他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因为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偷闲画点画，也是要挨“批判”的，被有些人看作“黑画家”。他和在苦难中结成伴侣的蒋晓云——也是从城里到乡下“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生了一个男孩，由于居住的山村缺医少药，孩子不到一个月便患肺炎夭亡。是戴卫拉着架车把孩子的尸体亲自掩埋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如果我们再愁眉苦脸，那就太窝囊了，任何情况下，精神不能垮掉！”他们夫妻互相勉励着。戴卫抓紧时间不断地画画，还拼命地吸收知识，读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 》《牛虻》……他从中得到了智慧，也得到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他跑遍了丹巴云母矿、贡嘎大草原。那时，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常常熬夜作画，肚子饿了，用几勺炒面泡水充饥。戴卫的这段生活，磨练了他进取和攀登高峰的意志，对大陆的中年画家来说，也颇有代表性。这一辈有成就的画家，无不走过一段坎坷的生活历程。

一九七九年，戴卫从西昌调到四川省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这是因为这位年轻人画得多，画得好，被该社的总编辑发现，破格调上来的。在出版社他接到的第一件任务，是为著名作家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作美术设计。他的封面设计很别致：肩披鬈发、身着藏青色旗袍的妖艳女人，惊恐地躺坐在一片黑暗之中，左上角“腐蚀”二字用规整的黄色字体突出。不仅构图颇有新意，且内容也有所突破。在大陆的封面设计中，那时把这样的人物，用变形的手法，画在封面上，是很少见的。对戴卫的这一设计，有人表示导议。出版社把设计稿送交重病住院的茅盾。茅盾表示认可赞同，瞩亲属电告出版社：“封面、插图均感满意。”

戴卫在文学著作的封面和插图设计中注意整体构思。注意别出心裁。既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出发，又保持自身艺术语言的特色和独立性。简洁、鲜明、朴实典雅，是他始终追求的。所以他的设计很得作家赞赏。他为巴金的《探索与回忆》一书作装帧设计，在封面上安排了巴老的速写肖像。巴老看了，认为是他平生最感满意的一幅肖像，还称赞戴卫的书籍装帧设计“可与国际上任何装帧艺术比美”。戴卫为老舍、叶圣陶、艾青、丁玲等人的文学作品所作的设计，也都是他自己比较满意，为读者喜爱的。美籍华人聂华苓的长篇新作《千山外，水长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也由戴卫为该书作插图。当聂华苓收到新出版的作品之后，当即回信说：“书中的插图很传神……这是感人的艺术！尤其是老夫妇的插图，很像我心中所写的美国老人，连保罗·安格尔也拍手叫好！”（保罗·安格尔，当代美国著名诗人，聂华苓的丈夫——笔者。）戴卫几年来已经设计了六、七百种书籍封面，绘制了近千幅插图。他曾经分别获得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大陆西南西北九省区书籍装帧艺术奖。他设计的《二马》《归来的歌》分别获大陆“全国书籍装帧优秀作品奖”。《二马》还被大陆的《中国出版年鉴》选定为一九八零年“全国最佳设计”之一。对戴卫来说，除了这些奖励之外，他感到莫大慰藉和鼓励的，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赠给他的亲笔行书草条中对他的评价。这位名剧《雷雨》的作者写道：“中国装帧艺术自陈老莲先生的创作起，才受到重视。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般艺术家都认为是下乘，而不知装帧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戴卫同志是八十年代有远见、有才能的大装帧艺术家。凡是经过他的彩笔为著作画的装帧与插图的人，无不佩服，尤其是膺赏他的高尚风格与艺术道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段文字写于一九八三年七月。《戴卫的封面插图选集》一九八五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在大陆书籍装帧设计家中算是一种殊荣。

戴卫在插图中，在封面设计中，领会到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表现人的精神性的东西。即使在装饰艺术中，形式趣味虽然很重要，但也不是主要的。线、色彩、体面、必须与内容紧密结合。画的外在必须服从精神气质的美，既内在的美。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所以在世界艺苑中有特殊的魅力，就是因为它用独特的表现手段——线，与西方绘画相比较更具有观念的线，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无疑，他的气质是和传统的水墨画再吻合不过了。只是他作为装帧设计家，又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责任感驱使他坚守岗位，不能全心全意地画他心爱的水墨画。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庭小画室“风骨堂”里作画。这“风骨堂”的名称取自《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观其风骨，名岂虚哉”的名句。戴卫选“风骨”二字含意很深，即是自我鞭策，把表现风骨作为自己美学追求的目标，也是对自己绘画风格的一种界定。是的，他的绘画是属于风骨型的。强调线的造型结构美，强调力度，强调精神内涵。当然，画里要有风骨美，最重要的是画家本人的修养。要深刻地懂中国的诗、书、画、印；更要懂得历史和人生。戴卫勤于自学，苦练，又有机会得到名家叶浅矛、李可染和黄胄的指导。一九八二年，他参加了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在颐和园内“藻鉴堂”举办的“人物画创作研究班”，上述几位名家都是指导教师。黄胄对他尤为关心。在“藻鉴堂”的研究班里，戴卫在水墨画上已经崭露头角。他画“李逵探母”，因为有生活基础，在农村家过许多善良的老妈妈，许多粗豪的“硬汉字”，画起来得心应手，得到一致好评。在被选送到中国画研究院的四千幅参赛作品中，名列前三名，获评委的全票通过，并被研究院收藏。在藻鉴堂他以凉山彝族生活为题材的《老木苏的劳作》《参加婚礼的人们》，以及《啊Q画押》根据杜甫诗意创作的画，都很引人注目。黄胄写信鼓励他，说他的诗、书、画都比自己强，唯有古画鉴赏还需努力。因为古书看多了，有鉴赏能力，修养也就会随之提高。这几年戴卫愈发努力，在人物画创作上愈钻愈深，且成绩斐然。他的画既有哲理性，又有情趣，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首先，他的古代人物画，不论选材是神话故事的，还是真实历史的，都是一些追求光明、正义，为大众造福，忧国忧民，或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有深沉思考的人物。所以，读者看他的画，立即就会被这些画中人物的经历，命运所吸引，所激动，而不能平静。毫无疑问，戴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有深沉思考的人。他是在“借物抒情”，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表达自己的美学追求。看他的《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在传统的水墨画中，大胆地采用裸体描绘的手法，表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屈不挠的舍命精神：他笔下的仓颉、钟馗、庄子、杜甫、李贺、陆游、苏轼、李清照、八大山人等，都是近现代水墨画中常见的人物，要画出自己的特点来，是难度很大的。戴卫笔下的古代人物画没有沿袭、模仿的痕迹，只有受到前人启发后的，经过自己思考摸索的创造。他善于在法则、规矩和随意性的抒发之间找到平衡；在预先的设计和偶然性的发现之间找到和谐的统一。他的画显示出传统的功力，显示出自己的个性，也显示出现代的意识。他在处理虚实的关系上，在线与形的运用上，从整体效果出发。他有时无所顾忌，恣意地挥洒笔墨，但能很好地掌握“度”，掌握分寸。他的画有“雅俗共赏”的特点。美学层次很高的画，思想内涵很丰富的作品，画得很轻拙、很活拨，使人很容易受到熏陶和感染，不能不说戴卫的艺术造诣之深。

戴卫的有些作品哲理性很强，例如，画对弈的《智者》，画故友久别相见的《重逢》，画走廊深处尚未开的门《未启之门》，特别是那幅画众多人群惊恐疑虑和满含期待之情的《钟声》，把观众引入一个思考的境界。现代社会迈出了巨大的前进步伐，但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值得人们思考和忧虑的问题。艺术，画，不能只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心灵的慰藉，也要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人以思想的契机，给人以内心的触动。这大概是戴卫想达到的目的吧！我看他的《钟声》，面对那些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们，仿佛也和他们一样，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钟声。这不是祈祷的钟声，这是向人们发出警告和提醒和钟声。我仿佛也像他们一样，置身在警觉、疑虑和期待之中。我和他们一样，有身躯，有思想，屹立在地球上，自觉能摆脱困境，达到光明。我看着那些像一块块耸立巨石的人体，也从中感受到希望和力量。

戴卫的现代人物画也很精彩，尤其是描绘他长久居住过的农村生活风情的那一些画。不过我认为，比起古代人物画来，他的现代人物画似乎稍逊一筹。我期望他在古代人物画方面做出更辉煌的成绩，也期望他的现代人物画更上一层楼。

（邵大箴，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