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直民族脊梁
——关于中国画现代化的思考
| 王春立 |
2008年07月24日21:06 来源:人民网-书画收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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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绘画中的线描而论,如果不是东晋顾恺之等画家吸收了西域“屈丝盘铁”等技法,就很难形成唐代吴道子“莼叶描”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不是印度笈多式的雕刻传入中国,在线描上也就很难产生曹仲达“曹衣出水”的“曹家样”。在汉末,佛教传入我国,引发了传统绘画极大的变革:以梁代张僧繇为代表的画家,多用色彩,注重晕色,尤其是张僧繇本人,创造了“没骨”的“张家样”。“张家样”的崛起,把“线”的表现引向了“面”的表现,把“墨”的表现引向了“色”的表现,为日后山水画、花鸟画的发展,从技法上奠定了基础。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西方油画开始传入中国。圣像画的光感与透视,大大影响了中国画。如清代莽鹄立“工写真”,“不先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其法本于西洋”。民国以后,徐悲鸿等人留学法国,以其精湛的解剖学知识和高度的表现技巧,为我们留下了坚实的人体素描。自此中国画在人物画领域,取得了较大进步。正确的解剖学知识,使得具有深厚传统的人物画,增添了时代气息。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刘文西的《祖孙四代》都可称得上是新时代的杰作。
在我国,由新石器时代至今连续发展而成的、从未间断的独特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稳固的同一性。这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统一(统一多于分裂)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因而,即使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地域,如魏文帝、辽、金、元、清各代,不仅没有摧毁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汉文化,而是学习汉文化,以汉文化治理国家。比如《金史》就记载了熙宗巡幸燕京时的崇儒活动:“戊午上亲祭孔子庙……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诲。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写,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由此可见,包括中国传统绘画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很强的内聚力。
至于谈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涉及到哲学上“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一般”通过“个别”而存在,“个别”与“一般”相关联;任何“个别”都是“一般”的一部分,任何“一般”大致包括了所有“个别”的事物。具体说来,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世界性”包容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性”之中;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其例在世界美术史上不胜枚举。
第二,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深积淀于民族精神之中。它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一部中国绘画史,就是中国画的艺术形式,为适应各时代审美理想的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历史。仅就山水画而论,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荆、关、董、巨,还会出现李成、范宽;出现了李成、范宽,还会出现刘、李、马、夏;出现了刘、李、马、夏,还会出现元四家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历史上,每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人们的审美理想发生变化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促使中国画自身发生较大的变革。由于中国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新时期的审美理想,因而它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充满了生命力。很难想象,有着这样悠久历史、深受群众欢迎的中国画,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竟然“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总是要求文化与之同步进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和最理想的社会环境。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为适应人们的思维模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必然能够扬弃消极成分,发扬积极因素,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BR>
第三,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民族性”,是指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了稳固作用的统摄的力量。这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只有以此为起点,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美术。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心理的历程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正如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所讲的:“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将伴随产生语言的复兴和强调文化特点……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中国画如何变革,完全取决于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革。由于我国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生活条件、民族意识不同,作为绘画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对中国画如何发展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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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西方油画开始传入中国。圣像画的光感与透视,大大影响了中国画。如清代莽鹄立“工写真”,“不先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其法本于西洋”。民国以后,徐悲鸿等人留学法国,以其精湛的解剖学知识和高度的表现技巧,为我们留下了坚实的人体素描。自此中国画在人物画领域,取得了较大进步。正确的解剖学知识,使得具有深厚传统的人物画,增添了时代气息。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刘文西的《祖孙四代》都可称得上是新时代的杰作。
在我国,由新石器时代至今连续发展而成的、从未间断的独特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稳固的同一性。这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统一(统一多于分裂)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因而,即使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地域,如魏文帝、辽、金、元、清各代,不仅没有摧毁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汉文化,而是学习汉文化,以汉文化治理国家。比如《金史》就记载了熙宗巡幸燕京时的崇儒活动:“戊午上亲祭孔子庙……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诲。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写,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由此可见,包括中国传统绘画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很强的内聚力。
至于谈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涉及到哲学上“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一般”通过“个别”而存在,“个别”与“一般”相关联;任何“个别”都是“一般”的一部分,任何“一般”大致包括了所有“个别”的事物。具体说来,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世界性”包容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性”之中;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其例在世界美术史上不胜枚举。
第二,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深积淀于民族精神之中。它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一部中国绘画史,就是中国画的艺术形式,为适应各时代审美理想的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历史。仅就山水画而论,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荆、关、董、巨,还会出现李成、范宽;出现了李成、范宽,还会出现刘、李、马、夏;出现了刘、李、马、夏,还会出现元四家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历史上,每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人们的审美理想发生变化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促使中国画自身发生较大的变革。由于中国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新时期的审美理想,因而它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充满了生命力。很难想象,有着这样悠久历史、深受群众欢迎的中国画,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竟然“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总是要求文化与之同步进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和最理想的社会环境。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为适应人们的思维模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必然能够扬弃消极成分,发扬积极因素,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BR>
第三,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民族性”,是指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了稳固作用的统摄的力量。这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只有以此为起点,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美术。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心理的历程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正如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所讲的:“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将伴随产生语言的复兴和强调文化特点……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中国画如何变革,完全取决于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革。由于我国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生活条件、民族意识不同,作为绘画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对中国画如何发展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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