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与上海书店

　　先父赵家璧曾是上海书店（上海书店出版社前身）的顾问，与上海书店有着多年友好又密切的往来。

　　记得在1972年时，上级决定要为父亲落实政策，把“文革”开始时，抄家运去的书发还给他。听到这一原本应该高兴的消息，全家人却犯起愁来，只有30平方米的两居室内，住着父母亲和祖母等四个老人，子女回家已很难转身，到哪里去存放数千册的书籍呢？不管家里有多大的困难，属于我们的书按时运到了。我赶快回家帮忙，床底下、桌底下、橱柜顶上、走廊两侧都摞满了书，但房间中央和楼梯上那一捆一捆的书，还在等着自己的住处呢！怎么办？父亲说：“不急，我去找上海书店。”不久后，家里又让妈妈收拾得井井有条了。父亲告诉我：“已经把多余的书卖给上海书店，正好贴补一些家用。”“整套的《新文学大系》卖价最高，我有两套，卖掉一套，留一套。”去年舒乙发布1978年父亲写给老舍夫人胡絜青的信，我看到他写着：“我因迫于生活，从1973年起卖书度日，先卖外文书，后卖中文书，最后把我卅年代、四十年代自己编辑的整套《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书》等等全部吃到肚子里去了……保住生存已匪易事，谁还想到什么文学、艺术、出版等事业的前途呢？留下一点书，也是准备紧急关头换米求生的。……（我准备将来有条件时，设法向上海书店出价买回来，可惜直到今天这个条件还未实现。）……”

　　1978年以后，父亲开始写回忆录，工资也恢复了，他找到上海书店的毕青和郭小丹等老朋友，请他们帮助买回《良友文学丛书》等自己编辑、出版的书。1979年6月29日，他给冯亦代的信中，高兴地告诉他：“《美国文学丛书》已买到，现在可以写回忆的文章了。从书店买到一套平装本，价35元，而三年前我卖给他们两套精装的，每套17元。价差虽大，但自己的心血作品，终于又归我所有了。”那时父亲还帮助老舍家属、老友马国亮等人，从上海书店购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旧书。父亲写回忆录非常重视真实性，每件事都力求正确无误，既要从书本上找很多历史资料，也常与朋友通信切磋。如果没有从上海书店买回的原书，我想他很难写出那些文章来。

　　1982年至1986年间，上海书店着手影印出版全套《申报》，为影印的事，郭小丹先生常有事与父亲商讨。据郭先生回忆：大约是1983年5月间，父亲对他说：“你们实在还有一套书可印。”郭先生问：“什么书？”父亲笑笑答道：“《良友画报》。”还说，“一幅历史照片的价值，决不是几千文字所能代替的。因为它更真实、更具体、更形象化，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足以引起无穷的联想。《良友画报》历史悠久，编辑态度较认真，所采用的画片，涉及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服装、妇女、儿童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三万余幅图片，更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图卷。我常想上海书店如把全套旧版本《良友画报》加以重印，化一为万，那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父亲还建议他们去问问马国亮。随后，毕青和郭小丹按赵家璧提供的地址找到南昌路马国亮家，马国亮也说这套画报值得重印发行，还告诉他们，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冀博士说过：“《良友画报》是一套很有历史价值的画报，今天看来，仍旧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但当时郭小丹他们还有些顾虑：“《良友画报》中有大量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照片，上级会不会批准呢？”父亲鼓动他们打报告试试，又说：“内部发行也可以么！”不久，市委宣传部批准重印全份旧《良友画报》。上海书店交给郭小丹负责此事，并请赵家璧写一篇《重印全份旧版<良友画报>引言》放在首页，介绍《良友画报》的历史，阐述重印的缘由。

　　重印《良友画报》需要一份完整、清晰的母本，而此时画报因出版期久远，在国内已濒临绝迹，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没有保存完整的全套原版本，幸好上海旧书店自1956年成立以来，经三十多年的收集，总算配齐两套，虽然有的版面已有破损，但在制版、印刷部门的努力下，终于在1985年，《良友画报》创刊六十周年前夕，开始预订、发行。原计划印1000套，实印900套，售价每套2600元，平均每册100元。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贵了些，但问津者仍多，销售兴旺。

　　《良友画报》在祖国大陆成功发行后，郭小丹通过自己的好朋友、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先生向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建议：“台湾是否也印一些。”1990年，陈万雄请郭小丹到香港去（郭小丹此时已退休），次日张连生也到港。陈万雄请他们一起早茶，席间张连生问：“郭老，你一再建议台湾影印发行《良友画报》，是什么道理？”郭老说：“《良友画报》1926年出版，蒋介石1927年上台，《良友》每期都有国民党政要的照片，现在这些人的子女和百姓都会想了解这段历史。《良友画报》极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估计台湾可能不会有全套《良友画报》，你们自己影印也难。如由上海印制，你们来发行，功德无量。”张回去考虑后，决定印500套，亲自到上海签订合同，上海方面签字的是上海图书公司经理俞子林，共付美金21万多，画报印出后，通过香港商务印书馆转送至台湾，不久就全部售完。台湾发行的《良友画报》的引言是请马国亮先生写的。现在，重印的《良友画报》已成为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参考资料。

　　父亲对他的恩师徐志摩有很深的情愫，他为恩师编的《志摩全集》，历时数十年未能面世，让他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欠恩师太多。“文革”结束后，他得知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在1949年自费编印的500本《徐志摩年谱》，经过这场大浩劫已难寻觅，就提出“希望上海书店能复印出版”。上海书店接受他的建议，将《年谱》作为“上海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于1981年11月影印重版5000本，不久即脱销，又加印5000本。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用父亲与陆小曼五十年前编就的原版纸型，出版《徐志摩全集》，并请他写序，让他喜出望外，可是香港的图书当时不能在内地发行，又使他非常遗憾。过了四年，上海书店实现了他的愿望，开始出版在内地发行的《徐志摩全集》。又过了两年，父亲八十多岁，《徐志摩全集续编》也交由上海书店出版，书店林国华、刘华庭先生拿着一摞书稿，到大陆新村请父亲帮助审校，看到这么多当年未收入《志摩全集》的诗歌、散文、小说、日记，已由后人集拢来，并已编辑成八十万字，洋洋四大卷文稿，他内心非常激动。编一部完整的《徐志摩全集》是他几十年的愿望呀！可是他已经太老了，他的眼睛花了，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了，他的手颤抖得拿不住笔，要是早几年请他审阅就好了，他不得不推荐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徐承烈协助他担此重任。从此，徐伯伯常常到我家来，他们两人坐在书桌旁，一边翻资料一边讨论，就这样完成了《徐志摩全集续编》的审校工作。这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件工件，是上海书店帮他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赵修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