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土生：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和谐

　　摘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正是因为千年来中国人对“以和为贵”思想的认同和追求，才形成了中国人仁爱温良、平和宽大的品格，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取向；才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使得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和”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因子，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本文以和谐为主题，提出了“和谐的价值旨归应该是追求内在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谐是差异和秩序中的和谐”、“和谐的根本是包容、宽容、兼容”等观点，并从人与人、人与身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阐述了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

　　《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西方注重对立、冲突、冒险、竞争的文化品格不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因子，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一方面，“和”表征了自然界的应然存在、宇宙万物的本来面貌和发展形态；另一方面，“和”是处理人与自然、人际、族际、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和最高境界。《太平经》认为，“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须而成。”意思是说，“和”是天、地、人关系的协调与统一，是人、自然、社会的相辅相生、相互依存。达到“和”，要通过“谐”来实现。把“和”作为目标，“谐”则是求和的行为、方法。《说文》中有：“谐，詥也。”“詥”即相合、谐调。《玉篇·言部》中又提到：“谐，和也。”强调“谐”与“和”的内在联系。因此，“和”“谐”二字常作“和谐”一词被连用。其实，上述含蕴从“和”、“谐”二字的解读本身便可见出。

　　“和”的金文从木、从口，为会意字。意思是雀鸟在树枝上此唱彼和地鸣叫，以此会和谐、协调之意。《说文·口部》：“和，相应也。”后来，“和”字改“木”为“禾”。其字形则可看作由“千”、“人”、“口”组成。千人一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此处体现了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和谐。

　　今体“和”为禾、口。“禾”为稻、黍、稷、麦、菽等五谷的总称。五谷为生存之本，“和”字从两方面体会：一、只有五谷丰登、丰衣足食，人人都有饭吃，天下方能和谐安定；二、五谷为素食，口吃五谷，寓意不杀生。所谓“众生平等”，人与众生和气、和悦、和平共处。“和”在人和自然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唯科学的语言霸权主义。

　　“和”的异体为“龢”，从龠，禾声。“龠”是一种管乐器；“禾”为五谷、粮食。“龠”“禾”，强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太平盛世必有太平之音，“龢”揭示了和谐的艺术之维。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以中和为美，是中国艺术的一大民族文化个性。艺术之“和”体现在诗教传统上，就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在审美方面，就是“文质彬彬”、“形神兼备”、“境与意浑”；体现在创作上，就要“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语），“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皎然：《诗式》）。

　　“龠”中有“亼”，为集合、聚集；有三“口”，“三”为众，意为多个出气发声之口，众口齐鸣，莺歌燕舞；“冊”意指很多乐管依次排列，表明秩序井然、条理分明。“龢”指多人一同吹奏乐器，节奏一致，旋律和谐。“龢”字以国泰民安的盛世、悠扬和悦的乐音突显人、社会、自然皆处于和谐之中。

　　“谐”为皆、言。“皆”为全、都；“言”为言语、思想。“谐”字从三方面体会：一、有相同的思想、共同的追求，即志同道合。以此为前提，必能达到言、行相合、统一；二、人人皆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即言论自由，畅所欲言；三、汇集所有的言论和思想，经过协调、取舍，求大同存小异，以达到和谐的目的。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表述过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不应有高下贵贱之分。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就是无所不在的自然界。这里的“生”就是承认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孔子还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把自然界的山、水和仁、智两种德性联系起来，同样揭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指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自然之和属天道，天地之间，日月轮转、寒暑易节、昼夜有时，屈伸有序……自然万象自有它存在的“道”，人们只能法天地而任自然，遵从、利用之，而不能改变、控制之。否则便会日月无时，四时逆动，阴阳失调，风雨无律，则万物不得生，不得养。只有在“自然之和”的整体法则之下，万物才能各尽其长，各尽其命。宋代大儒张载在《西铭》中写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可以称为父，地可以称为母。我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我的身体；气的本性即作为天地之间的统帅的，就是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伴侣。他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人类应当推己及物。在张载看来，既然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那么，就应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弟兄”，这就是为后人们所称道的“民胞物与”精神。

　　当今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一场新的恶梦开始了。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人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茫茫星海中，人类生存的地球就像一叶小舟，脆弱、狭仄、飘泊不定、孤立无援。而人类千百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到了二十世纪，自从人类开始对自然界产生威胁性影响以来，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定时器”便开始嘀嗒作响。为了自身的发展，人类漫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水、空气、土壤、动物与植物界，肆无忌惮地破坏着自然界的和谐和平衡，在人类的折腾之下，地球已经不堪屈辱和重负。发展得越快，大限到来的时日就越近。地球的营养被无节制地吸吮着，天地之大美已经成了尘封的童话。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和谐观所携带的跨越时空的巨大理论魅力。

　　

　　如果说道家侧重论述人与自然和人的身心的和谐的话，那么，儒家则侧重于论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强调人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一生致力于“和”，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知和而和”、“和为贵”的思想理论。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呢？两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儒家讲的“仁”与“礼”。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仁”反应在家庭关系上就是“孝”。《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家庭的稳定、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孝悌为仁之本，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应当亲父子，睦夫妇，友兄弟，才能赢得家庭的和睦幸福。

　　“仁”的外在表现就是“礼”。《论语·学而》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意思就是说经由“礼”的内在手段，达到“和”的外在目的。这里所说的“和”，不仅指待人处事、进德修业要和，还指心态的中正平和。在孔子看来，“礼”是一种从天子到百姓都应该遵守的“秩序”。“礼”就像指挥棒，能够平衡人际关系，维护家、社会和邦国的稳定。在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中，礼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只有礼行天下，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各安性命、和谐相处。礼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相处的方式和准则。礼蕴涵着做人和处人的道义，同时也包含着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礼与法在古代是相通的，礼也具有一定的法律尊严。法律实际上就是礼的延伸，它的宗旨是扼制和消除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不良行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健康。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礼是告诉人应当做什么，而法是告诉人不应当做什么。

　　但是，和谐的价值旨归应该是追求内在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国语·齐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古人认为，“同”是简单的同一性。简单的叠加、雷同与重复，只能使事物的发展停滞直至灭亡；而“和”是多样的统一性，是在承认事物的差异的基础上，互相聚合、靠拢，相兼相惬，“和”才能产生新的事物。

　　具体到人际关系上，则是指既要坚持己见，又要善于理解和吸收他人的相左观点。《礼记·中庸》中讲“君子和而不流”。意思是说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为人要和顺，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但又不能无原则地随波逐流。《论语·子路》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比如，晏子以君臣关系来阐述人际和谐的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作为臣子，不能一味迎合君上。一味迎合是为求“同”。如果君上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指出，这才是“可否”相济的“和”；二是强调文化上的兼容、待人接物的宽容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包容。惟有“和而不同”，各具特色，互补互济，共同发展，才能经由“和”的过程，达至“和”的状态。

　　

　　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早在《尚书·尧典》就有“协和万邦”之说，即主张各国互相团结、和睦共处。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方面，也多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如汉代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抚少数民族，便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并称这是武帝“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汉书·司马相如传》）。正是这种兼容天下的胸怀，使汉王朝将不同民族（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合为一体，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长期以来民族间的不断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整体，而中华民族的形成正是因其持有的兼容精神所致。虽然，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曾经有过连绵的战争和无休止的征伐，但大都是直接起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像西欧那种以宗教信仰为旗帜对异教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十字军征讨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而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成了传统。

　　和谐的根本是包容、宽容、兼容。宽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首先是对人的宽容，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以形成人际关系的和谐。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思想，并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际交往中要多检讨自己，少责备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他人。《化书》中说：“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如果在与人相处中老是想着去抑制别人以抬高自己，终究也会被人所抑制；如果能以宽博的胸怀去宽容和理解别人，那么无疑也必定为得到别人的宽容和理解。老子的“不争”之德，墨子的“兼爱”之说，都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易传》更概括地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应当有大地之广阔胸襟，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些学术思想各异的大家，在对人要宽容这一思想上如此一致，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宽容精神。同时还可以看出，宽容精神实际上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体现，因而被誉为中华民族待人处事的一种美德。

　　而对于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思想观点，对于新生的事物，对于如何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等方面，要达到“百家争鸣”、“各擅胜场”的和谐局面，则要求此道中人都应该持一种坚持原则，包容他者、兼容并蓄的态度。在中国文化中，各学术流派、各宗教团体，始终可以长期共存。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文化发展成熟时期。当时是九流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齐显并重，既没有政治上的禁锢，也不存在学术上的权威。正如梁启超所描述的那样：“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非特我中华学术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经过长期的平等互立，自由辩论，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等各家思想学术精华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被保留下来了。“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反映了先秦百家学说精华相互包容荟萃的历史事实。中国又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长期共存，并且各个宗教和教徒之间可以和睦相处，做到相互宽容和理解。有时甚至可以一人兼信两种或两种以上宗教。而官方在宗教政策上也基本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得各种宗教同时发展。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尊道、礼佛、崇经。因此，宗教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此同时，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文化，也在融合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的小传统。虽然，中国文化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但这仅仅是应用在选拔任用官员上，因为儒家就是讲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讲做人的学问，不同于其他专科学问。其实古代三教九流从来都没有自相残杀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各派学术、各种信仰、各方风俗事实上仍一直处在交融互济之中。这种文化现象，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格。

　　

　　现代一些人，对待传统文化，缺少起码的温情与敬意，就拿如何正确对待中医来说吧。中医理论是祖国医学的精髓，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等是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应用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实用价值。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近两年来，有人居然提出“取消中医”、“废医验药”等言论，并在博客上表示，应采取措施，让中医药在5年内完全退出国家主流医疗体制，彻底停止中医中药的研究，在网上搞什么取消中医的万人签名活动，试图通过类似于中医、西医竞选的公投方式，废除寿命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还有人提出了“中医是不科学的”、“中医理论是伪科学”等论调。大有“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架势。在笔者看来，中医有无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历史和疗效已经给出了答案。那种认为单凭一己之管见就认为中医会退出医学舞台的想法和论调不仅幼稚而且极端无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遍规律，中医中药只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衰，关键是不仅能够治病救人，而且对人类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是谁说消灭就能消灭得了的。

　　笔者认为，上述这股反中医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其背后强大的理论后盾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价值观。由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因科技落后而长期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扩张主义的欺辱，因此人们抱着急于改变科技落后状态的心态而崇尚科学、发展科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一心态也给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唯科学主义把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引申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把科学理论绝对化，变成人类所有知识体系都必须遵循的准则，否则就是不科学、伪科学。目前反中医者挥舞的武器就是唯科学主义，强行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仲裁传统中医药。并进而否定中医药。而实际上近现代自然科学本身还处于一种发展状态，它并不代表人类的终极认识，也不可能兼容一切学科。它的发展历史才三百多年，科学理论还远谈不上能阐释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中医药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状态，它是一种文化存在，这是人们的共识。把中医文化强行纳入西方自然科学范畴，只能导致对中医药的否定，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为解决人们头脑中这一困惑，应当让科学回归到自然科学的原位，科学不能作为形容词和动词占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制约，必将导致人类生存的物质化、工具化，导致人性的堕落。这对人类来讲，是祸不是福。

　　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和谐是差异和秩序中的和谐。《易经》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要想达到“和谐”，其前提条件是“各正性命”，换句话说，就是人与事物都要各归其位，各适其性。比如牛应该吃草而不是合成饲料、狗应该吃骨头而不是“食人食”，人应该吃五谷杂粮，家禽家畜，而不是饕餮天物；鳏寡孤独有所养，居有其所，行有所止，而不是路有饿殍而无人过问。统治者和管理者应该“思不出其位”，关心人民，体恤下情，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被领导者应该克尽职守、勤奋守信，爱岗敬业，而不是上不行，下不效等等。只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安其命，和谐共处，不相僭越，才能做到大而各在其位，小而各得其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协调和美。这就是先哲们所讲的“分”。先哲们卓绝地认识到，“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有了“分”，人们便会各守其位，各应其分，各司其命，各谋其事；反之，“分”不明，整个世界无主次、无上下、无左右、无贵贱，那么就会陷于违理乱性的混乱状态，就不可能达到保合太和的境界。“和”、“谐”二字的字形也揭示了此中应有之义。大地生“禾”可养天下之“口”。和平的基础是人人有饭吃。“仓廪实而知礼节”即此之谓也。所产不足以养天下之民，就会出现掠夺和战争。如果老百姓食不果腹，和平、和谐便无从谈起。“和平”一词也源于声音的和谐。《国语?周语》：“乐和则谐，政和则平。”音乐和拍就是和谐，政策和顺就有和平。人生的诸多苦难归根结底是缘于不和。“不和”让社会动荡，让人心混乱，让人伦纷杂，让道德沦丧。

　　

　　“和谐”同样也是人体健康的标准。传统医学有“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之说。“平人”指气血调和的健康人。中医理论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失“和”就会失去健康。健康和疾病是相对而言的，故在诊断方法上，古人利用健康人平静的呼吸、脉搏和脉象等正常生理特征，与患者进行比较、对比，作为判别病症的依据之一。在治疗上，中医理念就是以调和、调理为手段，以使人体重新获得平衡、恢复健康。所谓“仁者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除了身体的调和、调理之外，人心也需调和。身心俱健，人体这个小宇宙才能保持和谐安康。

　　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一切行为都应该顺从自然的本性，违逆则危殆；“和”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表现为个人之间、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关系融洽，相容相生，和平共处；在处理民族、邦国之间的矛盾时，古人同样反对暴力，主张和平解决。正是因为千年来中国人对“以和为贵”思想的认同和追求，才形成了中国人仁爱温良、平和宽大的品格，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取向；才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使得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和”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当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启迪价值。

　　注：该文为作者2007年10月26日在南京应天学院讲课的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