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議的四項主張 

——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

——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

——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摘自《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

分享新發現、新認知

“相信每個踏上董志塬的人都會被震撼到並留下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寬厚、挺拔、壯麗，這個黃土高原‘第一塬’名不虛傳。關於這片質朴、厚重土地的遠古文明故事，如今再次因南佐遺址而被濃墨重彩地書寫。”日前，在鄭州舉行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論壇的“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樣性與交流互鑒”分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介紹了位於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的南佐遺址的最新考古發現，由此拉開了中外學者關於“全球視野下的古代文明研究”討論的序幕。

韓建業認為，南佐遺址宏大的規模和展現出的強大組織調動能力，是區域政權出現的最有力証明。宮城附近還出土了和祭祀相關的精美白陶、黑陶以及大量水稻，存在明確的專業分工和遠距離的貿易控制。“當時黃土高原地區已經明確進入文明社會，出現了一個早期國家。”韓建業說，“南佐都邑聚落是黃河中游地區文明起源、形成鏈條上的一顆耀眼明珠。”

紅山文化是距今約6500年—4800年前中國北方燕遼文化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關於紅山文化的研究進展一直備受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賈笑冰在分享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新發現與新認識時表示，牛河梁遺址的一系列發現，揭示了紅山文化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延續了北方地區長久以來的傳統，同時接納與整合其他地域傳統，形成重禮儀輕世俗的開放、包容的社會體系，奠定了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基礎。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孟華平重點研究長江中游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結構與早期文明進程，主持發掘石家河遺址。作為長江中游地區已知分布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且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群，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發現的大型建筑、祭祀遺跡、墓葬、刻劃符號、玉器、銅器等蘊含豐富的文明信息。

“研究表明，在屈家嶺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成為中華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而石家河遺址是其中的突出載體。在后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體納入黃河文明的進程中。”孟華平說，“石家河遺址比較好地體現了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的交融互動過程。”

為文明研究提供多樣視角

全球視野下的古代文明研究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在此次論壇上，共有來自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等的80名學者參加，其中有20名學者作了學術演講。“學者們交流了世界幾個原生文明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內容豐富，令人印象深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

賈笑冰告訴記者，國外學者的演講涵蓋了多個區域、多個時間段內文明的發生、發展歷程，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文明特性，有些研究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與解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比如，牛河梁遺址代表的紅山文化是世界大河文明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發掘、揭示、闡釋其特征和內涵，就是在不斷豐富世界大河文明精彩紛呈的文化構成。在世界大河文明的廣闊時空框架下、在比較研究的視野下理解牛河梁遺址和紅山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其本身的特質。此外，伊朗學者所作的報告介紹了文明形成過程與環境的互動，對於自然環境多樣性的中國文明起源及多元一體互動過程的研究也具有參考價值”。

伊朗學者的報告也是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考古系、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賈偉明感興趣的點。“會后，我和這位學者建立了聯系，希望將來能就相關話題繼續討論。”賈偉明說，“各位學者的報告不僅有很多新材料，而且展現了新的研究視角，使我很受啟發。我還有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中國的考古學發展非常快，每年回國交流都覺得眼前一亮。比如，這次會上講到的南佐遺址最新考古發現就很震撼。”

英國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院高級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克裡斯多夫·埃凡斯教授的報告也引起了賈偉明的關注。這位來自英國的教授關注的主要是較小河流沿岸早期人類聚落遺址的研究，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可以為人類文明研究提供不同的視角”。

聯合考古拓展研究視野

除了在會上交流討論，學者們參與中外聯合考古項目也是加深對世界文明及自身文明認識的有效途徑。論壇上，兩位青年學者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在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西北部的密林中，隱藏著一片瑪雅文明遺址——科潘古城。從1980年科潘瑪雅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后，國際合作成為當地考古的主要途徑。其中，編號為8N-11的貴族院落遺址是中國考古人員與洪都拉斯同行共同主持發掘的，也是中國考古學家在中美洲地區主持的第一個考古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默然長期在洪都拉斯科潘遺址參與和主持發掘工作。據他介紹，經過5年的細致田野工作，考古人員揭示了一座古典時代瑪雅貴族居住院落的布局和演變過程。發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石雕，包括13組“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紀年”雕刻、8組玉米神重生雕刻等。在建筑台基下方和邊緣，發現了56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彩繪陶器等珍貴隨葬品。此外，還對遺址出土的人骨、動植物遺存、殘留物、黑曜石等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科潘項目形成了考古工作與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在國際舞台展示了中國考古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對促進中外文明對比研究、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有著積極作用。”李默然說。

同樣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偉是中埃聯合考古隊隊員。時間回到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埃及文物部在開羅簽署雙方合作與互助協議。同年11月，首支中埃聯合考古隊在卡爾納克北部孟圖神廟區域正式啟動考古發掘工作。

“孟圖神廟遺址區位於卡爾納克的北端，其核心區域由孟圖神廟、瑪阿特神廟和哈普拉神廟，以及6座奧西裡斯小神殿和其它附屬建筑組成。遺址區內仍留有大量尚未發掘的區域，以及圍繞該遺址的建造格局、營建順序、歷史演變等各個方面的認識空白區。中埃聯合考古隊最新的收獲為我們整體了解孟圖神廟區，以及卡爾納克地區的考古學演變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高偉說。

正如一位考古學者所說：“我們來自不同文明，用不同考古方式，但都有共同願望，那就是保護人類文明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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