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時代終結了嗎？(文學聚焦)

　　莫言《透明的紅蘿卜》手稿

　　●作家手稿還記錄著稿子發表的過程，包括編輯、校對在稿子上的加工

　　●作為文本生成的第一關和最初環節，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價值

　　●保持一些手寫習慣，有助於保持和母語文字之間更為深切、更富質感的血肉聯系

　　看慣了規矩整齊的印刷文字的讀者或許都有這樣的好奇，在成書之前，作家在稿紙上會留下怎樣的筆跡？是娟秀規矩的，還是潦草奔放的？是一氣呵成的，還是反復涂抹的？手稿中留下了哪些隱秘的痕跡和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手稿展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離接觸作家筆跡的機會，揭開了一部作品最初形成時的神秘面紗。

　　回望手寫時代

　　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回望手寫時代——館藏80年代手稿展”展廳，劉心武、高曉聲、舒婷、汪曾祺、巴金、張潔、莫言、張承志、劉震雲等知名作家上世紀80年代的手稿瞬間將觀眾帶回了那個電腦寫作尚未普及的手寫時代。

　　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發表於1977年，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尚未改革開放的中國產生了巨大轟動，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和80年代文學的前奏，這部手稿安排在本次手稿展的開端位置。面對40多年前，墨跡已經漸漸淡化的手稿，觀眾不禁佇立沉思，想象作家當年一筆一劃寫下這部文學史名篇時內心的緊張與沖動。

　　1985年，莫言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一舉成名。這篇作品被張潔視作天才作家誕生的信號。與后期莫言的筆跡不同，細心的讀者發現，這部手稿有點像黑板報上的美術字。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介紹說，這確實是莫言的筆跡，他曾在連隊當過通訊員，那時候的字體是寫過黑板報寫出來的，和現在的筆跡出入很大不足為怪。

　　除了作家筆跡外，有些手稿上還留有編輯的筆跡。手寫時代的編輯工作與今天不同，很多編輯都是在作家手稿上直接修改。不少手稿上還留有排版信息，《班主任》手稿的第一頁，編輯分別對標題、作者和正文做出了“一仿”“四楷”“五宋兩欄”的標注。在《透明的紅蘿卜》手稿上，編輯留下了“老五宋兩欄排20字一行”的標記。這些排版信息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鉛印時代的出版流程。李敬澤介紹說：“這批展品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僅僅是單純的作家手稿，同時還記錄著稿子發表的過程，包括編輯、校對在稿子上的加工，還保存有稿簽。”

　　本次展出的大多數手稿來自《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雜志當年的作家投稿。上世紀最后20年是中國當代文學手寫時代最后的黃金時期，之后隨著作家“換筆”進入電腦寫作時代，當代文學手稿存量已非常稀少。“進入21世紀之后，文學界忽然意識到手稿的重要性。為防止手稿散失，中國作協和許多雜志社開始有意識收集手稿，並移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統一收藏。”李敬澤介紹說。

　　中國現代文學館保管閱覽部副主任慕津鋒介紹說：“目前現代文學館收藏的手稿有3萬余件，重要藏品有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國家一級文物)，巴金《家》《春》《秋》(鉛印修改稿)和《隨想錄》手稿，聞一多1946年犧牲前創作的《九歌》手稿，茅盾《子夜》、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朱自清《敝帚集》、吳祖光《風雪夜歸人》手稿。當代文學中，收藏有《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手稿，《騷動之秋》《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等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手稿，等等。”

　　手稿的多重價值

　　保護利用展示好作家手稿，對文學愛好者直觀了解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手稿的學術研究價值也日益受到關注。

　　何為手稿？中國作協全委會名譽委員陳漱渝介紹說：“手稿是作者手寫的原稿，具有一定完整性，與‘手跡’相互聯系又有所不同。任何親筆書寫的痕跡都是手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認為：“手稿的概念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前者指的是作品手稿，后者還涵蓋了書信、日記、公文、題跋等作家的各類文字。作為文本生成的第一關和最初環節，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價值。”

　　目前，國際學界手稿研究視野不斷擴大，“涵蓋書法、繪畫、手跡，以及出版校樣，甚至手工制作的藝術品，版畫、雕塑、篆刻等”，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錫榮介紹說。

　　近日，新版《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卷主編之一、東北師范大學創意寫作中心主任徐強說：“新全集較北師大版多收的238封書信，絕大多數是據新征集到的原始手跡整理出來的，包括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的汪曾祺致鄧友梅、蕭乾等人的信件。另有汪曾祺於1985年訪港期間所作的演講《尋根》，依據手稿收入《全集》，為理解他與尋根文學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文獻。”可見，手稿在編輯文集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初手稿，相對於其后所有版本而言，是發生學意義上的第一‘祖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獻價值。”徐強說。

　　“手稿大體上有三種形態：草稿本、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謄清稿本)和上版付印時‘齊、清、定’的上版稿本。”陳漱渝說。作為底本，手稿是訂正錯訛的依據。徐強提到了一個例子：汪曾祺小說《戴車匠》中，“一個人走進了他的工作間，是叫人感動的”經手稿本校勘發現當為“一個人走進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動的”，編輯臆測擅改一個字，導致意思南轅北轍。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符杰祥認為：“手稿與各種印刷本的比對校勘，不僅可以辨優劣、定是非，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與閱讀文本，給深化文學研究提供無可替代的重要學術資源。”他提到，《阿Q正傳》中，“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一句，手稿殘頁為“在櫃上一扔，說”。魯迅未做修改涂抹。在《晨報副刊》發表后，各印刷版本均缺少逗號，阿Q舉止之間的驕橫之氣失色不少。

　　陳漱渝說：“魯迅曾指出，從作家的最終定稿中可以領會到‘應該這麼寫’﹔而從作家的修訂稿中可以領會到‘不應該那麼寫’，手稿能展示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作家行文運思的過程和情感態度的變化都能從手稿中解讀出來。在符杰祥看來，魯迅雜文《三月的租界》很能說明這一點。手稿最后“‘拳頭打出外，手背彎進裡’，這是連文盲也知道的”被魯迅涂去，他引用江浙一帶的鄉間俗語，用以回擊躲在租界背后化名謾罵蕭軍及《八月的鄉村》的人。從團結御侮的策略出發，這段憤怒激揚文字最終被魯迅刪去。“從手稿涂抹的黑色邊緣，可以感受到一種利箭迅疾射出去又硬生生收回的策略調整與理性控制”，符杰祥說，“手稿因其‘未完成’的特點，具有多種可能性，打破了印刷文本的最終解釋權，對深入解讀文本具有重要意義”。

　　手稿保留著作家的心緒情感與生命體溫，字體、筆畫、甚至筆跡濃淡都具有闡釋解讀的空間。陳子善說：“《魯迅手稿全集》收錄了魯迅寫給內山丸造的一封信，內容為讓書店老板留一本書給他，筆墨漸次變淡，中間沒有蘸墨，反映出作家書寫時的迅速隨意，並非斟酌再三。”

　　一些作家的手稿還是書法精品，具有審美價值。在徐強眼中，汪曾祺尤擅行書，走筆流暢、風格飄逸，衰年變法，常參以篆隸筆法，走瘦硬一路，結體往往奇崛夸張，率性而作。前后期手稿，反映了作者書法風格的變化。書寫美學是作家美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美學風格的重要參照。

　　盡管手稿能夠解讀出豐富的信息，具有多重價值，一些學者也坦言，手稿研究並不那麼容易。“手稿整理研究是一種綜合性研究，對研究者素質有多方面要求。需要對書法史論、各體書法特別是行草書字形、字體變遷、作家行實及審美心理、書寫習慣、書寫背景都比較熟悉，非有豐富經驗者難以勝任。”徐強說。

　　目前，手稿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學問——“手稿學”，涉及版本校勘、修辭藝術、寫作技巧、作家心態、文化語境、書法美學等方面。符杰祥說，“法國學者桑德琳·馬錢德(Sandrine Marchand)認為，‘手稿學重新發明一種全新的語言，反反覆覆，上下求索，重視的是寫作的蹤跡，而非華麗的文藻’，現代手稿學關注文本創作的生成痕跡，試圖碰觸一些作家不願示人的創作隱秘。‘給別人看自己的手稿就如同一個沒有化妝的女人出現在公眾場合’。”

　　作家“換筆”之后

　　1994年，作家陳大超買了一台電腦，他寫道：“從此，我就告別了在紙上改稿子改得一塌糊涂的心煩和抄稿抄得人惡心欲吐的痛苦。在電腦上寫作多好啊，一個個的字，就像珍珠一樣從指縫裡蹦出來，給人一種珠圓玉潤賞心悅目的感覺。”這代表了當時大部分作家的心聲。

　　其實，早在百年前，國人已經開始換筆——毛筆換為鋼筆。魯迅在《論毛筆之類》中談用毛筆還是鋼筆寫作時說：“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20世紀90年代，近代以來第二次大規模換筆開始了。用電腦寫作的好處顯而易見，修改增刪十分便捷，寫作效率大大提高﹔適應打字后，爬格子的體力活也變得十分輕鬆，筆耕墨種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在好處之外，電腦寫作也使文字書寫甚至辨識變得生疏。徐強說：“長期用電腦寫作容易導致書寫能力退化，我提倡作家們盡可能恢復、保持一些手寫的習慣，我相信這有助於保持和母語文字之間更為深切、更富質感的血肉聯系。”電腦寫作也沒有了手寫的審美價值，陳漱渝對此感到遺憾，他認為：“在鼓勵作家換筆的同時，也該鼓勵有書法造詣的作家留下一些親筆書寫的手稿。”

　　馬歇爾·麥克盧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書寫方式的變革不僅是簡單的技術問題，電腦寫作還導致了作家與文字關系的變革。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勇認為，“在傳統寫作中，作者一旦落筆，即意味著作者與文字建立了一種穩固的關系，白紙黑字仿佛是作者的一種承諾﹔在電腦寫作中，這種關系變得不穩固、不牢靠了。文字仿佛是作者手中的積木，作者不再有庄重的承諾感，而多了幾分游戲的快感。”

　　新增手稿越來越少，對手稿研究與新文學史料搜集的影響不言而喻。在電腦寫作時代，除非作者刻意保留，修改痕跡很難保存下來，實物手稿研究之外，電腦寫作痕跡研究成為前沿課題。王錫榮指出：“電腦寫作同樣產生‘手稿’，只是外在形式更加不同，可稱為‘隱性手稿’。電腦寫作痕跡同樣成為研究對象。國際上已經在開展相關研究。”

　　手稿存量大幅減少給史料搜集帶來的變化在王錫榮看來並沒那麼悲觀，“隨著各種新媒體技術發展，作品發表更容易，傳播更便捷，史料(新史料)會越來越多”。

　　盡管新增手稿的情況不容樂觀，但收藏市場上，手稿拍賣卻如火如荼。2014年，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手稿以1207.5萬元高價拍出，並惹上官司。一些作家開始重抄手稿，賈平凹、王安憶等作家還在堅持手寫，作家的手稿保護意識明顯增強。那麼，手稿時代是否真的會終結？

　　青年作家徐則臣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王城如海》是手寫而成的。“出差在外，攜帶紙筆更加方便，我喜歡筆走在紙上的感覺，文字更有身體性和血肉感”，徐則臣說，“我認為手稿時代不會終結。隻要還有人對漢字這種象形文字之美充滿好奇，隻要作家還願意對文字的身體性有更深入的體認，手稿就會繼續存在。文字不該被過度工具化，我願意和文字繼續保持著一種手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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