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件明正德年間的青花燭台。燭台很復雜，由四部分組成，最上端為蠟燭插口，外壁繪如意雲頭紋﹔其下為燭台細長支柱，中部繪圓形開光，開光內書寫阿拉伯文，上下分別繪勾蓮花枝紋及菱形紋。再下為承托圓盤，也繪如意雲頭紋﹔最下端為喇叭形台座，也繪圓形開光，開光內書寫阿拉伯文，開光上下分別繪勾蓮花枝紋及菱形紋。燭台上的阿拉伯文與傳統紋飾，表現出阿拉伯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交融。

　　和這件燭台同時展出的還有一件明正德的青花圓蓋盒。盒外飾有8個圓形開光，內書阿拉伯文字，漢譯為“實屬美品，它的精美工藝在信仰中生輝”。器底書“大明正德年制”。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書寫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圓形開光體構圖內部，以使所書寫的伊斯蘭教教義醒目突出。

　　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是一個系列展，側重於將明清不同時期的故宮標准瓷器與景德鎮出土的同一時期的瓷器殘片進行精細對比，使觀者可以有更為直觀的收獲。正在舉辦的恰恰是弘治、正德朝的瓷器對比。

　　明正德（1506—1521年）時期，處於15世紀與16世紀之交，是明代社會、文化變遷的分水嶺，即明代社會開始由之前的保守、沉悶逐漸走向革新、活躍，這決定了正德朝也是明代景德鎮御窯瓷器發展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點。這個轉折，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窯瓷器中的大宗產品，所用青料有所改變。二是在器型上，逐漸擺脫了成化、弘治朝御窯瓷器胎體輕薄、造型較少、裝飾疏朗等特點，而變得器物胎體趨於厚重、造型逐漸增多、裝飾偏向繁縟等。比如正德朝御窯瓷器品種多達20多個，少於成化朝，但多於弘治朝，其中尤以孔雀綠釉青花、素三彩、孔雀綠釉瓷等取得的成就最高、最受人注目。在造型上，正德朝也比成化、弘治朝御窯青花瓷器豐富得多，因社會需求燒造的書房、客廳用器和寺廟供用的瓷器明顯增多，比如燭台、筆架、插屏，也有繡墩、渣斗、疊盒等。

　　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德時的青花瓷為什麼會有特殊的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裝飾？這些裝飾背后又有著怎樣深遠的文化聯想？

　　青花瓷的出現是中國瓷器生產傳統的重大轉變。宋代以來的絲綢之路上，商人從伊斯蘭地區的心臟地帶，將鈷藍色料運到中國，這就是著名的“蘇麻離青”。元代末期的工匠開始用它繪飾瓷器，這讓中國境內與國際市場，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藝術變革。新瓷器風格的創造與成功，表明了中國與西亞長距離的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時代，人類已知的“寰宇”結合成一個世界性的體系。雖然元青花瓷已經能夠批量生產，但明代才將青花瓷確定為宮廷用瓷，並指定景德鎮御窯廠專門燒造。青花瓷藝術在明代發展成熟，也在同一時期成為出口貿易瓷的大宗，在海外開疆拓土，影響深遠。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異域風格的造型、濃重明艷的呈色、超凡脫俗的紋飾，被后人贊譽為“發曠古之未有，開一代之奇葩”。中國陶匠為伊斯蘭客戶制作青花瓷，西南亞陶匠仿制中國的青花瓷。兩大文化傳統萬裡相逢，彼此激蕩，到了正德年間水乳交融。

　　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為飾始見於永樂青花，但直到正德時期，才將大段《古蘭經》箴言、聖訓格言等字句，題寫在器物上，具有宣揚宗教的意味。這反映了當時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 當然也與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習俗有關。這類青花瓷器造型不同於明永宣時期仿伊斯蘭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風格。瓷器上大多書寫“大明正德年制”官窯年款，屬官窯器物。而永宣時期御器廠生產的飾有伊斯蘭紋樣的器物，雖為官窯生產，但器物上均無本朝年款。

　　明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回族在我國最終形成的時期。明政府對伊斯蘭文化的積極態度，鄭和下西洋與伊斯蘭世界的廣泛聯系，使得雙方文化交流達到了空前盛況。從這個角度看，明瓷中伊斯蘭因素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自唐至明數百年間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文化交流的結晶。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時期飾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有20余件，國外博物館亦有類似的收藏。而以八思巴文署四字年款（意為“至正年制”）則為明代各朝御窯瓷器上所獨見。這些獨有的文化符號，一直是學者熱衷討論的學術課題。

　　正如英國著名古陶瓷學者哈裡·加納所說，“中國陶瓷史表明， 在特定時期裡處於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對瓷器生產施加影響。”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藍花的裝飾效果寓意純潔、高尚、凝重，非常適合穆斯林的審美需求。透物見人，透物見史，也許就是觀者最大的樂趣和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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