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展”的商業化傾向與困境

隨著博物館、美術館的全球化進程以及藝術產業的發展，近幾年來上海出現一股舉辦“超級大展”的風潮。如2011年的“畢加索中國大展”，2014年的“印象派大師——莫奈特展”，“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2015年的“瘋狂達利藝術大展”，2016年的“賈科梅蒂雕塑展”等等，這些展覽往往與媒體及企業相關基金會合作，招引來大量的參觀人潮，並創造了新聞事件般的影響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組織這些展覽的主辦方大都是民間機構，展覽也大多選擇在商業空間內的藝術機構展出。這些“超級大展”多半實行著“從國外引進——與媒體、機構合作——引領大眾文化流行——創造觀眾人潮”的模式。這與西方通常的“博物館——基金會——企業贊助——媒體”這一展覽策劃組合的模式有所不同。這種藝術與商業的結合難免使展覽有追求商業利潤之嫌疑。在國外，“超級大展”通常是在博物館、美術館這樣的非營利機構空間舉辦。博物館是主辦方，他們往往會尋求外界的贊助，但在展覽的主題和質量上，他們會嚴格把關。在國內的展覽中，這些非營利機構空間展覽都是外借，很少有原創或是自己策劃的“超級大展”。為了打造品牌，這些機構與媒體合作，進行大而密集的曝光，甚至運用此機會大作宣傳，過分追求票房收入，使得展示過分商業化。一旦博物館、美術館的經營者將展示以市場需求的假設來定位，其商品化終將危害其自身的生存環境。

展覽內容重合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主辦單位為了吸引觀眾，密集地舉行超級大展，在展示內容、手法與品質上，往往因受時間的局限，在品質的管控上，受到很大的質疑。比如，在主題的選擇上，隻注重經典大師的作品，缺乏實驗性和話題性的展覽。兩個達利展還在同城撞車。展覽基本都是引進，缺乏原創展覽。觀眾受到推波助瀾的宣傳的影響，一窩蜂地涌進展場，卻又因為無法仔細欣賞偉大、優秀的杰作而時有怨言，甚而有受騙之感。

現在國內一些“超級大展”的組織者，大都是民間機構或文化公司在運作，在引進超級大展或與西方藝術機構的談判過程中，通常會遇到一些問題，就是西方的藝術機構通常要求中方的展覽場地要放在博物館或美術館的非營利藝術機構，但這一要求通常會遇到現實瓶頸。一是難以找到合適的展覽機構，博物館、美術館配合意願度不高。二是就是找到了，在與博物館、美術館合作的過程中，他們大多處於被動的狀態，加上館方研究人員有限，無法盡善其責，所以超級大展也多由承辦單位或文化公司來負責。這樣一來，博物館、美術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它原有的研究與教育的重要功能。

另外，讓我們倒過來想一想，民間機構組織的“超級大展”為何難以在政府主辦的博物館、美術館實現？我想國內的民營公司在尋找場地的過程中一定比較困難。因為西方合作的博物館通常最低的要求是在中國的美術館，至少是非營利藝術空間舉辦。比如，2014年“印象派大師——莫奈特展”放在K11舉辦，雖然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據主辦方之一某文化公司說“一開始法國的博物館方並不同意。后來他們是找了法國領事館來協調，以及法國設計師的努力，最后是保險公司的承保，法國博物館方才勉強同意在K11辦，但后來他們承擔了很多壓力和責任。”“超級大展”如果不是在設施齊全的博物館、美術館舉辦，這個展覽的成本一定會極大攀升，不說保險、運輸、借展的費用，光是展廳的搭建費用，恆溫恆濕、防水、滅火等要素都要考慮。

還有一個就是票價的問題，“超級大展”的票價通常要高於一般特展，價格從100元到150元不等，這個價格與國外同類性質的“超級大展”相比，從收入與消費的比例上來說是非常高的。如果“超級大展”在國內公立的博物館、美術館舉辦，是不可能收取這麼高的門票費用的。比如中華藝術宮、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特展的票價也是有規定的（記得有次我到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去看“伊利亞和艾米莉亞·卡巴科夫：理想之城”的特展是60元一張門票）。而民間機構的展覽成本又這麼高，你讓他賣60元一張票價還要和博物館、美術館分成他顯然不干。在此，我們無法要求民間機構去做博物館、美術館的事情，因為文化公司本身是要營利的，這無可厚非。博物館、美術館一方面抱怨找不到贊助，而當民間資本需要合作時，又不知該如何合作？因此，如何處理好博物館、美術館與民間機構的對接與配合，創造雙贏的局面是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從博物館、美術館的角度來說，在不斷地向國外借展的“超級大展”之中，如果沒有向下扎根的“超級大展”，它們最后究竟會給觀眾帶來什麼樣的教育以及留下什麼價值意義？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在觀眾接二連三對“超級大展”感到失望之后，還會有多少觀眾會有意願再來看這樣的“超級大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