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涉足商業活動保守還是濫用

4月24日南京博物館的“朝天宮事件”並沒有伴隨著其館長的停職檢查而平息，反而引發了持續的、更深層面的討論與爭議。

批評之聲主要針對的是博物館能否將場地、場館出借於商家特別是與文物保護沒有直接關系的商業活動。一位老學者在接受採訪時憤懣地表示：“朝天宮是什麼地方？是太學！是明清最高學府！大成殿供奉的乃孔聖先師！萬世師表！地產商在如此庄重之地搞商業秀，有辱斯文！”南京博物館的上級主管單位，南京市文廣新局發布的通稿中也稱：在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進行與文物保護不相關的商業推介活動，在業界、媒體中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一些網友對文物部門提出了質疑。

不過，也有不少人對南京博物館表示同情，認為文物安全未受損害，錯在工作失誤，需向公眾道歉，大眾應予一定的寬容。更有人從我國博物館事業特別是中小博物館的生存困境和服務瓶頸等問題進行討論。

的確，近些年來，伴隨著我國文化復興戰略的實施，大量中小型博物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有些地方領導為了追求政績，熱衷搞文化事業，盲目求多求快，拆了不少古民居建設所謂陳列館、博物館。這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大多在建設之初就沒有一個良性的長效機制予以運營和管理，出現了不少隸屬關系混亂、入不敷出、館舍和文物因為長期無人照管而損壞甚至丟失的情況。根據某報記者的調查，在南京老城南地區，分布著眾多小型陳列館和文保單位，走在尋常巷陌之間不時就能發現一兩家博物館。這些小博物館嚴重缺乏專業人員，罕有觀眾，烏龍潭的曹雪芹紀念館甚至長期關門歇業。一些小博物館入不敷出，保安人員調侃說：“一個月的門票費都不夠付我的工資。”

一方面門可羅雀、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又要維持所謂“庄重之地”的姿態，這些中小博物館的窘狀不難想象。盲目地走向市場，與商業聯姻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消極等靠甚至用行政命令進行限制和處罰也於事無補。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是觀念上的轉變。商業活動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歷史文物和傳統文化的天敵。需要的只是合適的內容和方式，以及嚴格的監督管理。適當的商業活動，不但可以使商家借助文化品牌獲得預期利益，更能促進博物館自身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提升。至於是否與文博行業相關，這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文物和博物館衍生品的思維上了。

在今天這樣一個泛文化的信息化讀圖時代，文博元素與當代生活方式有著非常豐富的融合模式與途徑。如電影《達芬奇密碼》的取景地就是著名的盧浮宮，毫無疑問，這類小說或者電影的成功對盧浮宮的宣傳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有的私人旅游團還專門設計了“《達芬奇密碼》盧浮宮游”項目。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舉動可謂更加大膽、突破“禁忌”。每年，大都會博物館都要為某時裝展舉辦慈善晚宴，一張門票超過2萬美元，收入全部用於博物館運營。這還不包括平時對外承擔的各類展覽、賽事的收入。剛剛過去的2016年時尚藝術盛典的主題是聚焦科技給服裝帶來的變化。不但時裝秀本身好像與“文博”無關，而贊助商正是大名鼎鼎但似乎與博物館沒有任何關系的蘋果公司。但這些活動非但沒有損害大都會博物館在業內的赫赫聲譽，反而更彰顯了其緊跟時代、大氣多元的文化藝術姿態。

讓我們回到“朝天宮事件”。南京博物館出借場地給商業活動顯然沒有錯，不論活動是否直接與文博有關，錯的是對商家的選擇有失慎重。博物館方面堅稱沒有從這次活動中收取費用，其實即便收取了費用也沒有過錯，不但該收，而且必須收，商業活動就要遵循商業規則，畢竟這不是一次公益活動。輿論之所以反應比較強烈，除了“大眾應予一定的寬容”需要時間之外，更重要的是，近些年來地方對於文化遺產保護暴露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歷史遺跡和文物被破壞的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多數都與某些房地產商有直接關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姚遠在微信朋友圈中便對“朝天宮事件”中的泰禾地產提出激烈批評：泰禾地產去年在施工中惡意破壞市保文物顏料坊49號，如今卻在祭拜孔子的文化聖地前搞開盤典禮，這算是上門“打臉”嗎？

“朝天宮事件”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從中小博物館自身的功能和生存困局，到上級主管部門的理念及制度的完善，以及普通大眾和社會媒體的心理慣性與包容程度，都不是一紙幾百字的“情況通報”所能解決的，更不是那位被停職檢查的館長所能夠和應該獨立承擔的。

如何才能讓中小博物館更加良性地發展，更好地實現其服務社會大眾的功能？“保守”和“濫用”都是不對的。博物館與商業活動的對話與合作是大勢所趨，博物館和商家之間應當，也可以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共進。而這一切的前提和基礎，是對文化和歷史的理解與尊重。